金国藩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光学仪器与光学信息处理专家,我国光学信息存储、信息光学和二元光学的奠基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机械系,1950年至今在清华大学工作,现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教授,曾任国家教育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光学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等职位,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世界光学委员会(ICO)副主席。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从事光学仪器及应用光学的研究。先后主持20余项科研项目,尤其在光栅测量机、光盘技术、激光陀螺、计算全息、双折射双频激光器、舌诊自动识别系统、光计算及二元光学等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做出重大贡献。
记者:60年代初,您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三座标光栅测量机,使当时的测量效率提高了10倍,请您谈谈当时的情况。
金国藩: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国防建设急需劈锥这种零件,而国内还没有制造能力,从英国购买测量机,1台要200万英镑。国防工办决定自力更生,自行研制数控劈锥铣床与测量机,清华大学光学教研组承担该项任务,我任课题负责人。当时国外对有关技术封锁严密,我们的课题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而且项目启动第二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为了尽早完成研制任务,冲破国外封锁,我和同事们排除了外界的各种干扰,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试制成功。精度和自动化程度都达到了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而且研制的成本远远低于从国外购买的价格,使测量技术向数字化跨进了一大步。当年,联邦德国总理参观后,惊叹道:“真没想到,你们也能研制精度和自动化程度如此高的光机电结合的仪器。”
记者:近年来,中国仪器仪表行业走势很好,但整体水平与国外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您认为我国仪器仪表与国外的差距在哪些方面?您对我国仪器仪表产业的发展有何看法?
金国藩:我国科学仪器与国外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技术水平、企业综合实力2个方面;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主要有下面4个方面:
(1)产品可靠性较差。目前我国基础和制造工艺的研究不够,一些影响可靠性的关键技术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产品的性能、功能落后。现有国内产品在测量精度上要比国外产品差1个数量级,国外产品的智能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产品网络化方面,国外已进入实用阶段,我国才刚起步。
(3)产品技术更新的周期长。当今国外产品技术更新周期大约为2~3年,新技术的储备一般提前10年。而我国企业往往通过引进国外技术来实现一代产品的更新,同时也存在着引进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开发新产品原创性少等问题。
(4)缺乏针对用户而开发的专用解决方案。近年来,国外测量控制与仪器仪表的发展方向是开发仪器仪表与应用对象紧密结合的软件产品,为用户提供个性化解决方案。我国企业在这方面尚没有形成产业。
对于仪器仪表的产业化发展,我个人有几点建议:
(1)发展量大面广的通用仪器。重点解决各类通用仪器的稳定和可靠性,进一步提高仪器的技术水平和设计制造能力。
(2)发展特定领域的专业仪器。
(3)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特色的新型仪器。如各类智能仪器、虚拟仪器及相关技术和部件。
(4)发展科学仪器软件和支撑系统。着重发展各种科学仪器的应用软件、标准化数据处理软件,提供可靠性、扩展性强的通用型仪器开发平台、仪器测控数据系统以及支撑系统。
记者:目前国外品牌占据着我国高端精密测量仪器的市场,您认为国内仪器仪表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金国藩:目前,我们只限于中、低档仪器,高档仪器基本上是外国公司所持有或者控股。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一个迫切需要面对的新课题。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自主创新,而技术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科研项目由企业去申请,申请完了必须与院校相结合,院校研制出来的成果立刻就可以转产。半年前,普析通用与清华大学精仪系成立了“光栅与测试仪器”联合实验室,整合了清华大学在光栅领域的技术优势和普析通用的企业现有资源,开展了光谱仪器关键技术及器件方面的研究,势必提升普析通用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这种探索产学研合作新模式的方式是一种优势互补的结合。
记者:作为在科学前沿不断探索的前辈,如今您已是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在人才的培养方面,请谈一谈您的看法。
金国藩: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现在的学生计算机能力、外语水平都比较高,但是实践能力却很不足。而且一直以来,我国都存在“重设计,轻工艺”的现象,但事实上工艺和设计同样重要。在课程的设置上,高校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全面的考虑,重视对学生实践环节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