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产业西进浪潮和中西部地区快速工业化进程背景下，西部“新工荒”背后所隐藏着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正在次第浮现。

龙年春节假期刚结束，四川省内各地由政府出面组织的各类招工活动已进行的如火如荼。

“乡亲们，请你们留下来，我们广安的企业也需要大量的工人，希望你们能留下来参加家乡的建设。”正月初八，在四川广安市经开区前锋工业园区举办的万人招募大会上，广安市广安区委书记尹黎明拿着话筒，站在高台上向现场的人群声情并茂地进行宣传。

在这场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招募大会的背后，是广安经开区企业用工紧缺的严峻现实。仅仅是前锋工业园区16家企业节后的工人缺口就在3000人左右。为了保证企业的用工需求，广安区甚至给每个下辖每个乡镇下达了硬性招工指标。

类似的场景在四川省内并不鲜见。由于地方工业经济的发展，本地企业用工短缺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各地政府面前。如何留住农民工在本地就业，已成为令不少地方政府感到为难的事情。

从2010年开始，四川传统的外出务工大县金堂县就开始调整劳务输出策略。“这两年金堂本地企业的用工需求越来越大。今年工业园区的用工需求在1.5万人以上，节后马上就需要补充6000人。”金堂县职业介绍中心主任成华洪介绍说，从节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开始，当地就不断组织务工人员进行恳谈，希望他们留在家乡工作。到2月9日为止，金堂已经在当地连续开了10场招聘会。

“前些年是四川各地争着向外输送劳动力，但现在形势正在发生改变。”四川省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吴江表示，从去年以来该中心就基本把省外的招工需求都推掉了，将重心放到了帮助本地企业招聘工人。“随着本地经济的发展和中西部用工格局的转变，像沿海一带出现的用工荒将在西部地区也逐渐会常态化。”

在各地频频出现的“新工荒”背后，是近年来产业大规模西进和西部地方工业经济的快速崛起。

2010年全世界见证了全球IT业的一次大迁徙。据国际模具及五金塑胶产业供应商协会秘书长罗百辉介绍，包括惠普(微博)、戴尔、英特尔、富士康、广达、宏碁(微博)等在内的IT巨头陆续从中国沿海城市迁至西部，在未来两三年内，全球2/3的iPad将是成都制造，而全球1/3的笔记本电脑将来自重庆。同时，包括生物、航天航空、装备制造、汽车、模具、油气化工等产业也正在进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期。

大规模的产业资本转移带来省内用工需求的大幅提升。

此外，二三级城市地方工业经济崛起也成为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的吸纳者。“像我们县内的一号工程——成阿工业园，2009年起到现在就已经入驻了70多家企业。到2013年就可实现工业产值300亿元。”金堂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士表示，当地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用工需求的大幅激增。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表示，此前两年是四川各市州工业园区的建设期。“现在都已基本完成建设，园区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已经开始快速显现。”

与中西部地区硬性务工需求增长相矛盾的是，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正在进入一个转折期。根据《四川省统计年鉴》，2011年以后四川省新增劳动力将出现逐年递减的趋势，“十二五”时期农村新增劳动力将从2011年的116万人逐年减少至2015年的94.5万人。包括四川在内，整个中西部地区正在从以前的劳动力 “无限供给”到“有限供给”的转变。

“未来几年，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增量值剩下两百万人左右的空间。”在四川省农劳办主任吴祥玉看来，在东西部都对农民工有着不断增长需求的背景下，“双头工荒”的势态将进一步加剧。

从2011年以来，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各地出现的“新工荒”所展现出的市场博弈越来越明显。这种博弈更多体现在企业对于工人的硬性增长需求与农民工的待遇期待值之间。

在节后成都市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一边是大量的企业无法招到所需员工，一面则是许多农民工不满意于薪酬待遇，面对本地众多的工作机会踌躇不已。

“现在一线普工的工资都已经上涨到2000~3000元，技术工种上升到3000~5000元，但是企业招人依旧很困难。”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赵玉表示。而在成都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该中心人员则明确建议招工企业适当提高薪酬待遇。“经过劝说，大约有40%的企业提高了工人工资待遇，涨幅大致在 20%左右。”成都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用工信息部部长干光贵表示。

但很多企业对于这种被动提升薪酬来吸引招工的方式心态上明显不太适应。“去年企业才普遍上调了一次工资，今年再继续上涨，有些吃不消。”成都鑫明模具铸造公司的一位招聘人士表示。

“这种博弈体现了社会经济运行社会和制度层面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看来，这里面展现了当下社会经济运行的多重矛盾。“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实行的梯度发展战略，东部地区比起中西部地区有着明显的先发优势，在产业的发展中也充分享受了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但令人关注的是，当中西部地区也开始进行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经开始走向结束。”在郭晓鸣看来，中西部地区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崛起期，正处于农村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供给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区和东部一样，都会面临农民工刚性工资增长需求与企业成本考量之间的矛盾。这势必会影响到用工市场的变化。”

而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则是农民工要求融入城市的诉求与现实体制之间的障碍。“现在农民工特点呈现出稳定性差和短工化的趋势。这一现象的根本还是来源于城乡之间的不均衡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困难度。”郭晓鸣表示，由于中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无法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导致农民工无法在工作地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带来的结果就是，农民工只能在提高薪酬要求上来保障自身的诉求。使得待遇博弈呈现出表面化的趋势。”

“从根本上看，只有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农民工平等融入城市的问题，表面所呈现出薪酬博弈和招工难问题才能得到逐步的解决。” 郭晓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