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重要支柱产业，制造业正面临出口减少和转型压力。而欧美推出的“制造业回归”政策，导致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等制造业巨头部分产品撤离中国，中国制造业是否到了“边缘化”、“空心化”的危险境地?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

中国制造业要做好长期心理准备

记者：卡特彼勒、GE等部分产品撤离中国的背后有什么原因?这对亚洲乃至中国制造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罗军：综合来看，回流的企业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低技术、低科技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后，无法在中国继续生存，不得不向东盟等劳动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转移，如鞋类、塑料制品、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种情况则是，具有较强科技含量，但在中国同行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竞争力显著下降。且在美国激励政策的作用下，特别是在这些大企业所支持的政党的执政需求下，不得不回流美国，如卡特彼勒、通用电气等企业。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提出了“再工业化”和“重回制造业时代”等口号，而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的打击下，也对制造业倍加重视。其实，这对全球制造业是一件好事，有利于推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并促进全球制造业的协调发展。欧美发达经济体对制造业的重视，并不会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迄今为止，欧美仍然是先进制造技术和高端装备[4479.212.47%]业水平最成熟的经济体，仍然领跑全球制造业的发展。虽然在2010年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是全球制造业在产业体系的分工格局并未打破，发达经济体依旧占据产业链的高端部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只是占据产业链的中端或者中低端，并不能形成完整的竞争态势。

欧美对制造业的重视，一方面是调整国家的经济重心，将过去对虚拟经济的过渡依赖转向实体经济，另外方面则是在科技领域进一步强化，把握高端和前沿性的技术，以达到继续引领全球制造业的目的。

记者：欧美回归制造业，给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战略带来哪些启示?中国制造业又该如何应对?

罗军：我想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准备。一是要正确对待国内制造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将长期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在世界经济并不好的大环境下，我们更应该有做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第二，随着中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们的战略重点也应有所转变。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低，我们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也将向东盟国家陆续转移，这是必然趋势。我们也应该有相应的准备，这是一个正常的全球产业转移过程。第三，我们国内的制造业应该密切关注世界最前沿的产业技术动向。随着制造业的数字化推进，全球制造业很可能将面临第三次大变革。3D打印机成为制造业的新宠，机器人[24.503.29%股吧研报]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劳动力要素关注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除了企业自身之外，政府也要积极关注制造业的出路。全球制造业的洗牌将会对中国的就业、产业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全面发展服务业应引起重视

记者：当前国内对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充满担忧。

您怎么看?

罗军：中国的制造业近些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多年培养的较高素质劳动者和规模庞大的产业基础奠定了中国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13亿消费者及其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构成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但当前中国的制造业确实也面临着较多的问题。在当前中国，几千万、几个亿投入到制造业中，远不如投入到房地产领域获益丰厚。中国当前至少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大富豪的第一桶金基本上都是从制造业获得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基本上开始转型，不再愿意投资在制造业领域。因为制造业的投资风险大，而且回收慢，利润低。相对来讲，房地产、金融、矿山等领域挣钱更容易，回报丰厚。几个亿投进去，三年五年一个周期，几个亿、几十亿就赚回来了。

要发展实体经济，需要彻底扭转当前“重服务业、轻制造业”这种情况，需要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方面切实发挥调控作用，将资金、税收、科研等政策向实体经济倾斜。目前在江浙一带就存在“去工业化”的现象，值得关注。一些地方政府基于城市建设和环境压力等因素，重点开始转向现代金融等服务业，而放缓了对制造业的扶持和培育。

当前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吸引力还比较强，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分工地位正在与日俱增。当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挑战，动力削弱时，转型和调结构将成为首要战略目标。而操作层面上，为了维持长期竞争力，中国经济绝不能放弃“制造优势”，切实夯实制造业基础，在前沿性技术领域有所建树。

记者：您认为中国中小企业在其中作用如何?制造企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在哪儿?

罗军：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核心挑战始终是技术，至于商业模式、品牌等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最核心的，这些只是外在的因素。技术是决定制造业水平的重要基础。技术创新靠的是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我们现在很多关键领域的企业多是从国外引进人才。

在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下，人力资源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等多重因素导致制造业转型和升级面临很大的压力，但我们的扶持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最现实的挑战恐怕还是融资方面。目前，整个银行业在中小企业面前仍然处于强势地位。虽然看起来，现在的银行都愿意给中小企业融资，这也是国家鼓励的。但是银行真正给中小企业贷款的还只是小部分。银行为中小企业贷款的要求很苛刻，比如首先利率会上浮10%。另外，银行会给中小企业推销很多的理财产品，而小企业往往会迫于无奈接受。大银行审批手续复杂，不容易拿到贷款。小银行虽然机制灵活，但附加条件多，无形之中企业的资金成本也就上升了。

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不少制造业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大多数能够保持3%~5%的利润就不错了。政策层面要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首先应在融资这块对企业给予支持，在贷款利息上给予下浮20%~50%;在税收方面给予20%~30%的减免;另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对于一些高技术含量的项目给予资金配套扶持。国家宏观调控，打压房地产等过热行业，所采取的金融政策不能与实体经济“一刀切”，一定要区别对待。

不用担心外资对核心领域的控制权

记者：7、8月份有相关行业调查分析称，当前中国制造业应首要注意的问题是“防止外资对核心领域的控制权”，钓鱼岛事件后有日资企业声称将撤出在中国的投资，国家的产业安全也引起了空前关注。

这一点您是怎么看的?

罗军：我们对这些问题没必要有过多的担忧。在很多行业，

国家会有明文规定，外资企业资金的占比不能超过相应比例。威胁国家产业安全的投资，国家都有一系列的规范和条文去限制。

合资合作是双向的。现在来讲，中国与国外企业的合资合作已经有好多年，这方面问题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

记者：最近发布的2012年胡润百富榜中，制造业的富豪数量首次超越房地产领域排名第一，可以认为这是国内制造业大发展的先兆吗?

罗军：这不能说明制造业效益开始回升，也不能说明房地产业的效益开始大幅下降。胡润百富榜制造业富豪首超房地产，仅仅是个例，并不具有代表性。初步说明房地产泡沫在刺破进程中财富开始缩水，房地产投机炒作开始消退，并不代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出现了根本性好转，从而超越房地产财富的现象。而这些富豪不仅拥有制造业企业，也拥有房地产、金融等高回报受益的企业，他们大多数是多元化企业，并不是单纯的制造业。在财富价值体现方面，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财富价值被放大，而忽视了制造业的低效益背景。

综观整个排行榜来看，前500名中涉足房地产业务的大概在50%左右。富豪榜单上的中国十大富豪中，至少仍然有一半以上来自房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