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11日表示,中国工业的“市场换技术”阶段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应当进入科技创新的阶段。按现有的方式继续追求高速增长,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支撑,而且不可能集中力量转变方式、调整结构,难免陷于恶性循环。
如果不主动适应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调整,就可能丧失新一轮发展机遇。“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坐不住、等不得、误不起,越拖回旋余地越小、代价越大。 ”李毅中在2011财新峰会做开幕主旨演讲时说道。
李毅中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格局不会改变。理由是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工业的支撑。
对于全球经济形势的判断,李毅中表示,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动荡,欧美等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深刻影响。如果没有重大的科技创新突破,没有实体经济的重振,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较长期低迷,中国出口需求也将持续减弱。
以下为演讲实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很高兴应邀参加2011财新峰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寻找真实的成长”,作为一个工业大国,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就离不开对工业的探讨。我在这里主要围绕加速中国工业化进程问题,谈几点意见,和大家交流。
一、正确审视工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发展,规模和水平明显提高,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2010年,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达49.3%。当前,社会对于工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存在一些说法。如有的认为,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后期,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导,工业发展不再需要国家引导和调控了。要清醒地看到,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重要阶段,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正确审视工业的地位和作用。
(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实体经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如果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工业化的标准是什么?例如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还是更高?显然,我们不能用孤立的、静止的标准去衡量,不能简单地将工业化先行国家的标准套用于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还需要把自主创新、生产力要素、战略性新兴产业、信息化、城镇化等因素考虑进来。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加速期,中国虽然已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的任务远未结束。而且,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欧盟等工业化国家纷纷提出“再工业化”,表明这些国家也重新认识到了实体经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即使到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也离不开工业领域的充分发展与延伸。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2050年要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实体经济仍要有长足发展,工业现代化道路还很漫长。
(二)要认识到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动力作用。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离不开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岗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工业的支撑。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工业,长期以来农村支援工业,为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农产品,现在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国防现代化,两弹一星、“995工程”、神舟飞船、天宫一号等离不开强大的现代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也同样依赖于工业发展。一方面,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了就业人员收入,进而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也催生出大量研发、设计、营销、物流、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需求,推动了服务业结构升级。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格局不会改变。
(三)要充分认识中国工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一是工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些关键装备、核心和关键技术依赖进口,自主品牌缺乏,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市场换技术”的阶段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应当进入科技创新的阶段。二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中国粗钢、水泥、煤炭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5.4%、50%和45.6%,但GDP只占全球的9.5%。2010年中国能源消费量达到32.5亿吨标煤,即使今后每年新增消费控制在1亿吨标煤,到2020年也将超过42亿吨标煤。按照现有模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显然不现实。三是投资消费出口比例失衡。长期以来,工业发展过度依靠投资拉动,“十一五”期间投资年均增长25.5%,造成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地方负债增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发展的风险和隐患突出。外贸依存度高达 50-60%,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抗风险能力低。四是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大。近几年有些地区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少地区间差距仍在扩大。东部的工业发展离不开中西部地区的支撑,工业化必须是全国的概念。
二、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战略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总体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但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消彼长,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相互影响,工业发展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从国际看,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全球经济仍将处于动荡,欧美等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将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深刻影响。全球投资、消费和国际贸易等将会保持相对较低水平,欧洲和美国债务危机的潜在风险依然难解,全球经济复苏将呈现缓慢、曲折的过程。发达经济体重启新一轮增长周期,需要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新增长动力的出现。然而,美欧等国提出“再工业化”,实质性的调整并没有发生,新能源、低碳、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可以说,如果没有重大的科技创新突破,没有实体经济的重振,发达经济体可能陷入较长期低迷,中国出口需求也将持续减弱。
从国内看,工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是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还面临着不少制约因素。城镇化进程加快依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但是,受生活费用上升、就业压力增大、区域和城乡间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因素制约,城市化需求潜力释放面临不少障碍。二是随着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燃料动力等要素成本的全面、快速上升,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将逐步削弱,亟待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此外,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来自国际的碳减排压力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三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落后产能问题严重,规模经济行业集中度偏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等。这些既是当前中国工业大而不强的主要症结,也是制约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经济格局调整中占据有利地位的重要因素。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结构、要素成本、国际贸易等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快速变化,给工业化进程带来深刻影响。今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均比去年有所回落。按现有的方式继续追求高速增长,不仅资源环境难以支撑,而且不可能集中力量转变方式、调整结构,难免陷于恶性循环。如果我们不主动适应新一轮全球技术革命和产业调整,加快推动三次产业结构、工业结构、要素结构和经济空间布局的优化升级,我们就可能丧失新一轮发展机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工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坐不住、等不得、误不起,越拖回旋余地越小、代价越大。
三、要注意把握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几个关键环节
(一)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 一方面,工业转型升级必须依赖于传统产业所形成的技术积累、制造能力、产业组织等基础支撑。另一方面,在取得重大技术变革的前提下,部分传统产业也可能演变成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要积极应用高技术、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工业。一是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提升制造水平和装备水平。 二是加快对推动结构升级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研发以及成套集成技术的提升,大幅提高传统工业的科技含量。 三是推动企业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生产组织,按照专业化和分工深化的要求,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方式。
(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要紧紧把握新技术革命所催生的全球产业升级趋势,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一要着力推进技术创新。加大对新兴产业领域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快形成一批高水平的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政府在规划、标准、政策方面的引导作用,加快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二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商业模式创新加速了新技术和新服务的引入和市场推广。要加快发展专业服务业、增值服务等新业态,为新兴产业产品、服务进入市场疏通渠道、搭建平台。三要坚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业态给管理体制带来挑战,不少现有的管理制度也制约着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通用飞机的发展,离不开低空领域的开发;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节能环保产业也有赖于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的完善。四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随着工业优化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亟需大力发展面向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必须围绕制约产业升级的瓶颈环节,重点发展工业设计及研发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软件业、科技管理咨询、服务外包等生产性服务业,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支持大型装备企业开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引导企业围绕产品功能拓展,发展故障诊断、专业维修、在线商店等新型服务形态。
(三)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当前,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信息资源、信息化标准等信息化要素,已在产品、装备、管理、基础设施、市场环境等各个层面广泛渗透,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两化”深度融合已成为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一要坚持把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推动信息技术在企业、行业各环节的集成应用,加快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变。同时,加快构建各行业“两化”融合评价标准体系,发挥第三方机构作用,开展主要行业的全面评估。二要加大对“两化”融合中共性技术开发、公共服务平台和试点示范项目的支持力度,带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硬件产业发展,为“两化”深度融合提供技术和产业支撑。三要深化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在交通、能源、物流、城市管理等领域的集成应用,加快基础实施智能化转型,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四要加快推进社会领域信息化建设。深化电子政务应用,支持就业、社保、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领域的信息化发展,完善农业信息化服务体系。
(四)推进各地差别化发展。 我国东、中、西部情况迥异,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各地要根据资源禀赋、环境容量、市场需求和产业状况,选准各自的优势产业,有针对性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差别化发展、错位发展,防止和避免产业雷同、盲目发展。从调研情况看,实施差别化发展符合我国国情,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与保增长、惠民生相结合的有效途径。差别化发展需要差别化政策的支持,应涉及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土地、产业等领域。就产业政策而言,一方面是对各地符合资源、环境、市场条件的特色优势产业要予以足够支持、鼓励,对不符合的要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对需要支持的产业,在规模、技术等要素方面可适当放宽准入限制,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等要素,必须设定统一严格的门槛,不能丝毫放松。当前,要将以上要求与“十二五”规划制定实施相结合,落实到新建项目、技术改造中,落实到淘汰落后、兼并重组、节能减排考核、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等具体环节之中。
(五)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新世纪以来,我国大型企业坚持内涵发展与外延发展并重,规模与实力得到提升,经济效益明显改善,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进入世界500强。与此同时,我国中小企业迅速成长,一大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中小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必须认识到,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缺少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企业在自主创新能力、跨国经营水平、品牌影响力等方面,与世界领先企业仍存在一定差距。比如,一些中小企业自身素质不强,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公共服务机构能力不足,企业经营的法制、市场和政策环境亟待改善等。在推动大企业发展方面,要高度重视发挥大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骨干引领作用,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突出大企业在产业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分工协作的产业体系;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加快建立和完善引导企业跨国投资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引导大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要以小型微利企业为重点加强财税扶持力度,建立有利于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增加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加快结构调整,支持技术改造,鼓励东部中小企业向中西部有序转移;以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式发展和参与产业配套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着力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
(六)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 随着全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不断加快,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大趋势。各地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借助产业园区建设,加快了产业集聚步伐,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地方不注意实际情况,竞相提出高优惠政策,盲目引进和承接与当地资源、环境、技术、市场条件不相匹配的项目。又比如,一些产业转出地区,借机转移落后淘汰产能。因此,亟需从国家层面,加强产业转移指导和服务工作,促进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一是加快完善产业转移的政策措施,编制出台《产业转移指导目录》。加强产业转移中的环境和安全监管,严格禁止落后生产能力异地转移和扩张。二是支持以现有工业园区和各类产业基地为依托,积极探索合作对接新模式,鼓励通过要素互换、合作兴办园区、企业联合协作,建设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整合利用财政、土地、环保、产业等政策资源,把相关产业或产业链向园区集中,优化技术、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提升企业节能、环保、质量、安全、装备等技术经济水平,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当前中国工业化进程正在迈入新的阶段。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依然难测,国内经济发展也存在不少挑战,但中国经济仍在保持平稳增长。我相信,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世界经济格局加速调整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工业通过加快转型升级,一定能够在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中国工业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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