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正值美国制造业的统治期。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任职听证会上，当被问及担任政府领导人是否会带来利益冲突时，威尔逊说了这样一段话：“多年以来我始终认为，有利于美国的事情肯定也有利于通用汽车，反之亦然。”

进入21世纪后，这个掷地有声的回答面临着尴尬的局面。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宣布破产。通用汽车的背后是整个制造业的衰落：自1979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滑，最近十年更是由1720万锐减到1150万;与此同时，大部分源自制造业进口的贸易赤字接近4.4万亿美元，更让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美国制造业曾经的辉煌与如今的没落。

在为美国制造业复兴摇旗呐喊的人士中，巴菲特以大手笔的资本运作成为其中的明星。2015年8月10日，巴菲特再次令投资界沸腾——他以372亿美元的报价收购能源生产设备制造商精密机件公司(Precision Castparts)，造就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收购行动。

就在众多分析师纷纷就精密机件公司独特的投资价值展开细致研究和激烈讨论时，殊不知在巴菲特的资产组合筐里早已装满了工业品公司。他豪赌的不仅是拥有“护城河”的精密机件公司，更是正在迎面扑来的“再工业化”浪潮。

对精密机件公司“一见钟情”

巴菲特对精密机件公司的收购价为每股235美元，比交易前一周周五的收盘价193.88美元溢价约21%。汤姆森路透的数据显示，巴菲特的购价相当于精密机件未来12个月每股利润预期的约18倍，即动态市盈率估值约为18。巴菲特指出：“根据市盈率来判断，我们的出价已处在顶部。”

精密机件公司创立于1949年，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为喷气式发动机、发电厂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管道提供精密金属工业零件。该公司年报显示，航空器材的零配件，在公司营收中占比达到70%，另有17%来自能源市场，其余为普通工业用品。

巴菲特从2012年开始购入精密机件股份，截至今年3月31日，伯克希尔拥有该公司的股票刚刚超过3%。巴菲特在收购后透露，他与精密机件的缘分始于“一见钟情”式的偶遇，他在半小时内就做出了收购的决定，而且双方从“邂逅”到最终“结合”，仅用了一个月时间。

在官方网站上，精密机件公司自称为精密金属工业零件的“世界领先企业”，并与空中客车、波音、通用、劳斯莱斯等一流企业开展了深入合作

巴菲特如此钟情精密机件公司，与其符合巴菲特式的收购标准密切相关。首先，它的规模十分庞大，无论在资产规模还是销售收入上均是行业的翘楚：数据显示，它不仅是唯一过百亿美元市值的企业，更是以300余亿美元的市值傲视群雄，这与巴菲特一直想寻找“大象”规模的企业目标十分吻合。其次，该公司的产品有着比较宽阔的护城河，一方面航空器材配件属于特殊工业品，生产商需要经过美国政府的审批和认证，这个过程一般耗时较长;另一方面该公司在长期的经营中与波音、空客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订单已经排到几年之后;加之该公司有低成本生产的优势，而其主要的客户波音、空客、劳斯莱斯因为需要降低成本，更是为该公司建立起高高的护城河。

最为重要的是目前精密机件公司的股价正处于低位。受石油天然气价格大幅下降的影响，能源公司的管道需求下滑，导致该公司业绩自2014年开始下滑，净利润从2013年的17.7亿美元下降至2014年的15.3亿美元，降幅达13.6%;201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12亿美元，同比下降4.59%，实现净利润3.99亿美元，同比下降17.39%。精密机件公司的股价也因此一路下跌，自去年1月至今已经跌去25%，直至此次收购宣布后，股价才迅速攀升了19.1%

尽管这笔收购的每股价格为235美元，较精密机件上周五的收盘价193.88美元溢价约21%，但这一溢价水平明显低于过去5年内同类交易约为37.4%的溢价。此外235美元的收购价也远低于英国央行证券分析师299美元的目标价，Buckingham研究集团252美元的目标价以及瑞银分析师244美元的目标价，此时收购显然比较符合巴菲特价值投资的原则——以中等的价格购买上等的企业。

不断收购打造工业巨无霸

这笔历史上最昂贵的收购行动也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巴菲特对工业公司的偏爱。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份资料，巴菲特从入组伯克希尔以来先后对约30家工业品公司进行了收购。

工业制造成为伯克希尔公司仅次于保险业务的重要资产

通过对上述工业公司的收购，伯克希尔旗下的工业资产在集团内部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加上刚刚收购的精密机件公司，在集团非保险公司的“六大发动机”，工业公司占据四席，包括——ILubrizol(美国特殊化学品制造商)，IMC(以色列金属加工工具供应商)，Marmon(美国电子设配、工业配件制造商)和PCP(美国精密机件公司)。此外，在伯克希尔比较重要的工业公司还包括Forest River(休闲车辆制造商)，CTB(农业和牲畜设备制造商)，以及一些建筑设备制造商和服装生产商。

而2014年伯克希尔的工业制造总收入更是高达367.7亿美元，同比增长7.3%，在集团总收入中占18.8%;营业利润达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在集团中占17.1%。因保险业务在伯克希尔业务中占比巨大，工业制造在伯克希尔的地位仅次于保险业务。

尤其是当巴菲特此次以372亿美元的报价完成伯克希尔史上最昂贵的交易之后，众多媒体和分析师惊呼，“伯克希尔将向工业集团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归美国

巴菲特近年来尤其是在2006年之后，通过收购积累了庞大的工业资产，与美国正在掀起的“再工业化”浪潮十分吻合。

尽管美国制造业凭借先进的技术，20世纪以来一直在全球占据霸主地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总和中的占比达到惊人的40%。但在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以金融服务业、互联网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占比越来越高，美国占世界制造业的比重跌至20%以下，制造业陆续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

在“去工业化”的过程中，美国利用新兴工业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成本，在获取收益的同时，扩大了产品市场，尝到了甜头。但同时，这一过程的持续也带来了“苦头”——制造业对经济的贡献不断萎缩，并随着全球产业分工调整出现了“产业空洞化”，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随之出现，尤其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再工业化”的呼声在美国越来越高。

数据显示，在全美所有行业中，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排第4位，大约是金融服务业的3倍。正是发现了制造业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乘数效应，2008年还在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就公布了自己的美国制造业复兴计划以吸引基数庞大的蓝领投票者。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一直在细化并推进相关战略，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建设有利于制造业复苏的法律政策环境。7年来，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其中7872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相当一部分拨给了制造业。此后，又密集出台了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制造创新国家网络》等在内的一系列振兴计划;第二，通过税改、政策激励等方式整顿国内市场，刺激美国制造业回流，吸引他国制造业进入;第三，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提供法律、公共服务和融资的帮助。

自2008年起，奥巴马一直将重振美国制造业作为自己施政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美国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外，美国当今的商业环境也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条件：能源革命接近完成，基本实现了能源自给自足;迅猛的电子化进程，将传统产业改造一新;发达的资本市场，将资金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良好的制度模式，保持了制度成本的相对低廉;弹性的雇佣制度，重建了美国的劳动力价格，美国的制造业成本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反复下降。资料显示，2002—2011年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G7集团)，美国是唯一经历了单位劳动成本下降的国家。

此外，舆论认为由于中国不断上涨的工资水平正在削弱其竞争力，因此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回流美国。这种转移可能使美国增加250万至50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正在逐步成为发达国家中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此外将制造业迁回美国，能够节约管理和行政成本，还便于掌控产品质量，这消解了美国制造业在海外生产的部分成本优势。

据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制造业已为美国人创造了53万个就业计划，实现连续31个月增长，创过去近25年以来最佳表现，其中多为高新尖端技术就业机会。奥巴马还曾自豪地宣布：“卡特彼勒公司正在把工作机会从日本迁回美国;福特正在把就业机会从墨西哥转回美国;今年，苹果也将在美国本土重新开始生产Mac电脑。”

日前荷兰国际集团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出口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已从1995年的9%，上升至今天的13.5%，且这一势头有进一步加快的迹象。哈佛大学的研究则表明，1950年美制造业占其GDP的比例为27%，为美国总就业提供31%的贡献。到2010年，这两个比例已分别下降至12%和9%。今天，制造业的比例已回升至15%，制造业就业机会更是随着苹果等高端企业的回迁而显得前景明朗。

尽管美国“再工业化”是否已经取得稳定而实质的阶段性成就仍有待商榷，但制造业逐渐复苏的迹象已经日益明显。此番巴菲特再次大手笔收购精密机件公司，押宝制造业，也表明其对美国的“再工业化”确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