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到2015年初,广东等一些工业大省出现了小范围的企业关门、外资逃离等现象,与相对走低的制造业短期数据相联系,有舆论认为我国制造业已经陷入大规模的“倒闭潮”。理性地看,制造业“倒闭潮”实际是新常态下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节律性调整。
一、制造业“倒闭潮”呈现的三种表象
(一)加工制造企业倒闭在小范围内集中出现
2015年春节前后,在加工制造业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相对集中地出现了一股老板跑路、企业倒闭的风潮,以东莞、苏州、温州最为突出。2014年12月,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应商闳晖科技宣布停产;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位于东莞的兄弟公司万事达和联胜也相继关门。2015年1月,东莞手机零部件制造商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的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而在以制造眼镜、鞋、打火机等小商品闻名世界的温州,2009年以来每年都有数十家大小加工制造企业倒闭,正在经历着制造产业的空心化。还有一些企业由于订单不稳定,用工量持续降低,临时工、暑期工数量加大,厂房分租的情况越来越多。
(二)外资退出中国大陆的步伐近期有所加快
在这次“倒闭潮”中,外商资本的撤离起到了很强的催化作用。1月10日,微软计划春节前关停诺基亚东莞工厂,部分设备转移到越南河内,位于北京的工厂也将同步关停。春节前夕,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宣布清算解散。此外,日本制造企业松下、夏普、TDK等也都有把制造基地回迁日本的计划,松下将把立式洗衣机和微波炉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国内,夏普计划在本土生产更多机型的液晶电视和冰箱,TDK也把部分电子零部件的生产从中国转移至日本秋田等地。其他如耐克、优衣库、三星、船井电机、富士康等世界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
(三)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脱实入虚”明显
由于近年来制造业利润率持续下降,对资金和人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致使大量要素资源脱离实体经济。比如,近年来温州的服装、鞋业、眼镜、打火机等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率只有1%—3%,部分企业出现了“赚快钱”的浮躁心态,银行、企业资金以及大多数民间资金流向炒房、炒煤、炒矿等以钱生钱的投机游戏。资本以及人才等游离实体经济领域,产业面临“空心化”的风险。
二、“倒闭潮”集中反映出制造业的深层问题
(一)产业链低端环节严重过剩,传统扩张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
不可否认,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为特征的低端制造业占据了我国制造业的较大部分,如温州在鼎盛时期生产了全国30%的服装、鞋和全球90%的打火机。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上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环节的情况并未根本改观,大量资源能源被消耗在低端制造领域。为国外品牌代工是东莞、温州等地制造业的主要方式,代工制造利润微薄,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全部利润的90%以上被美、日、韩等国分割,中国企业所得利润仅3 %左右。
国内资源、环境、成本等多种要素的约束日益趋紧,已经使传统的扩张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201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76.7%,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投资扩大刺激制造业发展,但忽视质量、缺乏创新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我们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就应当使优胜劣汰成为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常态表现。“小、散、多”的加工企业生产规模和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能在转型升级中采取主动,将不得不面对限产或倒闭的结局。一些低端加工制造企业的倒闭,也将相应地释出一部分相对稀缺的要素资源,从而推动制造业的整体转型升级。
(二)高端制造回流发达国家,中低端产业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对我国形成“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全球制造业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一方面,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纷纷强化制造业技术创新,力图在新的技术平台上提升本国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巩固其技术和产业领先优势,受此影响,一些原本在我国大陆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另一方面,越南、印度等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在我国传统比较优势不断减弱的背景下,其利用成本优势积极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并在能源资源和市场空间上与我国展开激烈争夺,从而导致当前我国制造业处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后夹击”的双重挑战之中。
(三)原有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制造业正处于新旧两种优势的交替期
长期以来,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和低廉的资源价格是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竞争中拥有的强大比较优势。随着人口红利消失和要素成本的全面上升,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如,国内劳动力供给出现缩减趋势,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已从2011年的顶点下降了560万。劳动力供给不足直接导致用工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制造业工资普遍达到3000—4000元,远高于东南亚等国。此外,融资、水电、用地、物流等各种成本的提高,也加重了企业负担,挤占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
重塑我国制造业新竞争优势的出路在于科技和产业创新。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以创新为驱动、寻找新增长点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效,但创新能力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比如,制造业关键共性制造技术薄弱,设计技术、制造技术、工艺流程、标准体系等发展滞后;重点行业研发创新仍受制于制造强国,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处于跟随模仿阶段;研发基础薄弱、顶尖创新人才不足,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的研究人员数仅为日本的15.2%、韩国的17.0%、德国的20.2%、美国的23.0%。目前,我们正处在原有竞争优势渐次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确立的过渡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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